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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对书籍情有独钟藏书摆满40个大书架

2020-02-27 22:20

  再来看胡适所藏《水经注》版本。抗战伊始,胡适出任驻美大使,繁忙工作之余,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(1903—1975)的通信研讨,对涉及《水经注》的诸多“学案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遂一发不可收拾。自1940年代始,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《水经注》专题研究生涯。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《水经注》版本,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。

  明崇祯二年(1629)的古香斋刻本《水经注》,是胡适所藏《水经注》版本在大陆所遗存最早者,书前有题记称其“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”云云。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《水经》,是沈兼士(中国语言文字学家,与其兄沈士远、沈尹默有“北大三沈”之称)赠送给胡适的,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,发现了此书“几个奇特之点”,友人即慨然相赠,亦是书林嘉话。

  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)小山堂刻本《水经注释》,是胡适为所藏《水经注》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。题记中称“这部沈大成校本,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,可说是双璧。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;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,又抄录戴震早年校本,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记,都可供考证资料。”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,足见一斑。

  还有一部“四库全书”钞本《水经注释》,颇为特别,为《胡适藏书目录》未收录者。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,文曰:

  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,卷二三四,七八是原样。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。

  此次展览中,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,这也正体现着所谓“新派学人”藏书以实用为上,并不忌讳所谓藏书“品相”的观念。另一方面,这部“四库全书”钞本《水经注释》,竟未录入《胡适藏书目录》中,属“录外品”,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。揣摩起来,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,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。这种情况并非偶然,乃历史遗留问题,应当尽快彻查补正。

  事实上,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,即北大图书馆、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,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。长期以来,除了明确评定为“善本”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,还有相当一部分未“提善”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。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,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。当然,也正因为如此,这一部胡适藏书的“录外品”才会悄然入展,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。

 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《水经注》,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“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”,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,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,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(1921—1957)之手。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:“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。”这说明,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,阅读并抄录过该书。而此时,胡适早已飞赴美国,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,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,至死未再相聚。可想而知,当时身在美国,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,根本不可能知晓,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。或许,这本《水经注》上的父子二人题记,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。

  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《尊闻录》,格外引人注目。《尊闻录》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,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,约五万言,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,分赠蔡元培、梁漱溟、林宰平等。展览中的这一册《尊闻录》,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,曰:“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,十九年十月卅日,蔡元培”。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,信文转录如下:“适之先生大鉴:承赐大蟹,拜领,谢谢。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,今补奉,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。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,请詹存。专此并祝早安。弟元培,十一月六日”。

  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《尊闻录》,《胡适藏书目录》上失载;而书中所夹蔡函,《蔡元培全集》亦失载,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亦未载,《胡适日记》中也未提及,可谓一书引出多般“佚文”与“逸闻”来了。

  查《胡适日记》可知,蔡函写成的前一天,1930年11月5日,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,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。此外,因马君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,蔡、胡二人也正在为其“善后”。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房子为上海校舍,定约五年,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,故仅租一年。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,久未得应,遂告上法庭。《胡适日记》中提到的“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,多喜爱书柜价格百度图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”,即指此事;而蔡函中的“游案”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。

  蔡函应当写于1930年11月6日晨,夹在《尊闻录》书中,不是以邮寄形式,而是以便条形式递至胡适寓所的。可能胡适对《尊闻录》的内容不十分重视,这从他的日记未曾提及,也未因此事与蔡元培、熊十力有过通信,书中甚至也没有钤盖藏书印鉴等细节可以揣摩得到。或许,胡适拿到此书后,蔡函便一直夹在书中,未曾取出;所以导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辑录《蔡元培全集》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时无从察知,且《胡适藏书目录》编印之际,该书可能也未纳入胡适藏书专库编号存放,所以没有录入。

  蔡元培为人严谨,对熊十力嘱其转赠著述事,确实一一交办;除却这封看似“孤证”的蔡函之外,还有相关史料可以查证。1930年11月24日,在致《尊闻录》的整理者、熊十力弟子张立民的复信中,蔡明确提到“承寄《尊闻录》四本,除自领一本外,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。”(详参《蔡元培全集》第十二卷)由此可知,熊十力确有嘱托蔡元培转赠《尊闻录》一事,前述种种“佚文”与“逸闻”本有所自,只是年代确已久远,细节还须细看。

  除胡适藏书之外,此次展览还选入了一批包括沈从文、徐志摩、郑振铎、邓广铭等知名学者在内的,多喜爱书柜价格百度图与胡适相关的签赠本、往来信札等参展,更有胡适抄录的徐志摩日记残稿等等,真是琳琅满目,令人目不暇接。在展场中漫步一圈、粗看一遍,就仿佛20世纪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、新文学史皆在此中静默存照了。

  展场入口处,布展方特意将胡适抄录徐志摩诗集的手迹印于布幅之上,悬于通道两侧,上面分别写着:“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”,“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”。应当说,这样的表达方式,对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契合。或许,这样的话语抒写,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适与新青年们的自我期许,也是百年后读者重新看待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应有视野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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